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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将我出的许多文字作点修改以后出版，销量出奇的好，此时一凡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星，要见他还得打电话给他经济人，通常的答案是一凡正在忙，过会儿他会转告。后来我打过多次，结果全是这样，终于明白原来一凡的经济人的作用就是在一凡的电话里喊：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站在这里，孤单地，像黑夜一缕微光，不在乎谁看到我发亮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一凡说：没呢，是别人——哎，轮到我的戏了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北京饭店吧。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故意将教师的地位拔高，终于拔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并且称做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全天下的教师一个月就拿两百块钱，那倒是可以考虑叫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关键是，教师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循环性工作，只要教材不改，永远就是两三年一个轮回，说来说去一样的东西，连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都一样。这点你只要留级一次，恰好又碰到一样的老师就知道了。甚至连试卷都可以通用，只要前几届考过的小子嘴紧，数理化英历地的试卷是能用一辈子的，还有寒暑假，而且除了打钩以外没有什么体力活了，况且每节课都得站着完全不能成为工作辛苦的理由，就像出租车司机一定不觉得坐着是一种幸福一样。教师有愧于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原因关键在于他们除了去食堂打饭外很少暴露于阳光下。

阿超则依旧开白色枪骑兵四代，并且从香港运来改装件增加动力。每天驾驭着三百多匹马力到处奔走发展帮会。

第二天中午一凡打我电话说他在楼下，我马上下去，看见一部灰色的奥迪TT，马上上去恭喜他梦想成真。我坐在他的车上绕了北京城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吃了一个中饭，互相说了几句吹捧的话，并且互相表示真想活得像对方一样，然后在买单的时候大家争执半个钟头有余，一凡开车将我送到北京饭店贵宾楼，我们握手依依惜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如果在内地，这个问题的回答会超过一千字，那些连自己的车的驱动方式都不知道的记者编辑肯定会分车的驱动方式和油门深浅的控制和车身重量转移等等回答到自己都忘记了问题是什么。

我上学的时候教师最厉害的一招是叫你的家长来一趟。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可笑的，首先连个未成年人都教育不了居然要去教育成年人，而且我觉得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应该大于家长和学生本人，有天大的事情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要家长上班请假亲自来一趟，这就过分了。一些家长请假坐几个钟头的车过来以为自己孩子杀了人了，结果问下来是毛巾没挂好导致寝室扣分了。听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肯定先得把叫我来的那老师揍一顿，但是不行啊，第一，自己孩子还要混下去啊；第二，就算豁出去了，办公室里也全是老师，人数上肯定吃亏。但是怒气一定要发泄，所以只能先把自己孩子揍一顿解解气了。这样的话，其实叫你来一趟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喜欢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赛车这个东西快就是快，慢就是慢，不像所谓的文艺圈，说人的欣赏水平不一样，所以不分好坏。其实文学这个东西好坏一看就能知道，我认识的一些人遣词造句都还停留在未成年人阶段，愣说是一种风格也没有办法。